沈惠芬 | 华人离散群体的战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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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离散群体的战争记忆

——以东南亚华侨关于太平洋战争的侨批为中心

作者简介

沈惠芬，1975年生，祖籍福建诏安，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理事、厦门华侨历史学会理事、晋江市档案馆研究馆员。主要研究兴趣为国际迁移与社会性别、中国侨乡研究、海外华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主持国家社科一般、教育部社科青年、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中国侨联课题一般、福建省社科一般、福建省社科《福建省华侨史》专项等项目。出版专著China's Left-Behind Wives: Families of Migrants from Fujian to Southeast Asia, 1930s-1950s（《中国留守妻子：1930年代—1950年代福建籍东南亚华人移民的家庭》）（Singapore: NUS Press, co-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在《南洋学报》（新加坡）、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世界民族》、《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福建论坛》、《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目前主要从事近现代跨国华人、侨眷、侨乡研究及近代海关与中国博览会史研究。

摘要：太平洋战争前后，东南亚华人离散群体（华侨）中的战争亲历者、受害者及幸存者写给中国家人、亲友的跨国书信是世界记忆遗产——侨批中“来批”的一部分。这些侨批书写华人离散者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遭遇，记录了个体华侨的战争体验，保存了他们对战争的叙述与情感，反映了国际大事件对华人离散群体生命的深刻影响及其适应，体现了战争对华人离散群体生命、财产、心理、家庭及其与中国的关系等方面的重要影响。东南亚华侨对太平洋战争的战争体验与鲜活、丰富、深刻的战争记忆，是华人离散群体与东南亚国家华族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侨批显示，太平洋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东南亚华侨生活与情感的转变，促使跨国书信内容、情感表达及书写风格的变化。

关键词：战争记忆；太平洋战争；侨批（华人跨国书信）；华侨；情感

战争记忆是交战国双方的全体社会成员围绕战争中的经历（或称之为“战争体验”）的记忆，是由个人、群体、国家等多个层面的记忆组成的集合体。战争亲历者、受害者、加害者群体的真实战争体验，是战争记忆构成的基本要素。基于种种原因，抗日战争结束后，海内外华人关于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记忆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许多民间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的国内外因素影响下，战争记忆得到关注与重新认识。目前海内外华人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内民众，包括福建、广东侨乡民众的战争记忆的探讨。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因太平洋战争（1941—1945年）爆发而开辟的东南亚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之一，由此产生的战争记忆是海内外华人中的跨域群体——华人离散群体（即华侨）战争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有关资料不易获得或重视不足，华人离散群体的战争记忆一般为学界所忽略。

太平洋战争前后东南亚华人离散者寄给闽粤等地的家眷、亲友（即侨眷）的跨国书信，是世界记忆遗产——侨批中“来批”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笔者称之为“太平洋战争侨批”（或“太平洋战争华侨书信”）。侨批是海外华侨与中国侨眷跨国联系的主要联系方式，一般包括华侨汇款、跨国书信（包括华侨的来批与侨眷的回批）及所寄物品等。侨批中的跨国书信保存着华侨与侨眷“在国际迁移过程中的叙述与情感表达”。20世纪80年代以后，侨批逐渐得到收藏者与研究者的重视。21世纪初侨批被认定为档案资料，并于2012年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2013年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之后，作为新研究资料，侨批的整理、出版与研究步伐加快。现有侨批研究成果丰富，集中于侨批的经济价值（即侨汇）与运营系统。

作为已经发现的十几万件侨批中的一部分，太平洋战争侨批保存了东南亚华人离散群体对太平洋战争的记录，内容涉及战前华侨的备战与战争预测，特别是作为战争经历者在战争期间的见闻、感受，以及写信时作为战争受害者与幸存者的状况等。这些描述与表达夹杂着寄信人丰富、复杂的情感与价值判断等心理层面的因素，为了解东南亚华侨对太平洋战争的记忆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笔者利用这些资料，从战争亲历者的角度探讨华人离散群体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遭遇、情感及大战对他们的影响，从而揭示其战争记忆。

一、太平洋战争与华侨跨国书信

民国时期东南亚华侨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两省，特别是福建南部（闽南，包括漳州、泉州、厦门）与广东东部（粤东，包括潮汕一带与梅州）。华侨与他们留在中国的亲眷分居两地，和平时期，双方一般通过侨批等方式保持联系。根据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陈达的考察，寄侨批的华侨“大概是离国不久的人，平常与家乡照常通信，自己亦偶尔回家”。然而，太平洋战争切断了绝大部分海外华侨与侨眷的跨国联系，致使跨国联系几乎完全停顿。因此有关太平洋战争侨批主要写于战争爆发前与战争结束后。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大部分东南亚华侨的文化与政治认同对象是他们的祖籍国中国。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广大地区，包括东南亚华侨的故乡闽粤等地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日寇的侵略，生活在此的侨眷生活深受战争的影响。影响也波及华侨，并成为一股调动华侨的力量，促进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的高涨。在国民政府的号召、动员下，东南亚华侨“从工商界到劳工界、学生界，从青年到妇女儿童，不分阶层、党派、团体、帮派、职业、居留地”，积极参与祖国抗战，他们输资输财，或回国参加抗战，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之一。据估计，1937—1946年间，主要由东南亚华侨组成的世界各地华侨为抗日救亡运动捐助了超过30亿元的巨款。东南亚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被评为“近代史上最热烈、最广泛的华侨救国运动”。可见，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刺激下，华人离散者与中国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

一部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跨国书信反映大战爆发前华侨对战争是否爆发的判断及备战情况。可以看出，1941年东南亚局势已经相当紧张，一些华侨深有体会，并做了准备。遗憾的是，写信人并没有打算撤退回国，这可能是因为回国手续与购买航运票等事宜不易在短时间内办妥。况且，对于战争是否爆发，一些华侨采取观望态度，没有预料到战争的突发性与残酷性。这些信息从侧面反映了部分华侨备战不足。而日军占领东南亚采取的是速战速决的策略，华侨逃生的时间仓促，一定程度上造成战时华侨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后果。

华侨对中国抗战的巨大贡献引起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华侨采取极端恶劣的报复打击。日军占领东南亚期间，日本军政当局实施“先镇压、后绥靖”的政策，先对华侨施行屠杀、排斥的政策。到1943年初，为了引诱华侨合作，日军才有限制地允许华侨汇款回乡。这些华侨汇款只允许流向日占区，而且汇款额受到很大限制，华侨不得自由汇款。战争期间“东兴汇路”等若干通道的开辟，使一些闽南、粤东侨眷收到侨汇。然而，有关侨批显示，即使日军允许、而且华侨有钱可汇，战时侨汇的汇出仍然困难重重。如在菲律宾马尼拉，日本统治者在汇款手续上设置各种条件，要求书信、汇款、电报等使用文字要用日文，且汇款前须先在日本人银行存入比拟汇款数额多的存款等。可以想象，在各种战时条件下，华侨难以汇款到家。因此，总体上，一直到1945年8月战争结束，绝大部分东南亚华侨与中国家乡的联系中断。

由于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与东南亚基本断邮，目前能见到的大部分太平洋战争侨批是太平洋战争前后、特别是战争结束后东南亚与中国邮路重新开通后，华侨寄给中国家眷、亲友的来批。这些侨批与和平时期的侨批的区别是部分侨批没有汇款，内容一般与太平洋战争有关，涉及华侨在战争期间的经历、见闻、感受、情感或战后状况等有关方面。

王明珂指出：“一篇文字史料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客观史实’的载体；正确地说，它们是在人们各种主观情感、偏见，以及社会权力关系下的社会记忆产物。”作为富有个人色彩、深具隐私性的书信，更是充斥着寄信人的个人情感、主观判断、价值观等，是一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因此，利用侨批时要谨慎辨别。不过，侨批提供的信息也非不可信。相反，在很大程度上，书信由于隐私性高，反而能够真实反映战争亲历者的经历、见闻、各种遭遇及所产生的各种情感等。因此，侨批提供了通向历史真实的可能。

学者张丁在《抗战家书》序中指出：“侨批……是私人化的、真实的家书，这些记载具有实时性、原始性，对于抗战历史的研究来说，属于第一手资料。”对侨批反映的普通华侨的资料，他特别指出，这些家书“较少进入史家的视野，……具有更加重要的史料价值”，由此充分肯定此类侨批的资料价值。笔者认为，太平洋战争侨批对战争经历、战后状况的描述与表达等，集中反映了华人离散者的战争记忆，体现了东南亚华侨对太平洋战争与自身战争经历的解读及其对中国侨眷的多种情感。因此，它的价值不止于资料价值。实际上，它为学界了解华人离散群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遭遇、情感及战争对其的影响提供了重要而有效的途径，是其战争记忆的重要载体之一。

二、侨批呈现华侨的战争体验与生命财产损失

吴凤斌等学者指出，大战爆发后，日本军政当局对战前给予祖国抗战极大支持的华侨进行大逮捕、大屠杀、监禁、“超经济的剥削与掠夺”及“超体力的奴役”。新加坡“大检证”、菲律宾大屠杀与南京大屠杀并列为二战期间日军屠杀和平居民的三大惨案。据推断，太平洋战争期间，“华侨牺牲人数最少也有50万人以上”，但长期以来，对大战期间被屠杀东南亚华侨的具体数字，除了新加坡、马来亚在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支持下完成部分调查外，其他各国基于种种原因难以统计。而二战结束后迅速发展的国际冷战格局与东南亚各国的独立运动等，又使在侨居地作为少数族群的华人离散群体的战争记忆得不到重视。

最近，在有关资料和研究成果基础上，学者对抗战期间华侨在海外侨居地与中国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进行调研。据黄晓坚推算，1931—1945年，包括东南亚各国、日本、朝鲜、美国、加拿大、澳洲、新几内亚、毛里求斯等地的海外华侨及归国华侨的“人口伤亡为41.4694万人，财产损失为22.109 385 6亿元美金，另加33.55亿元国币、123.2326万镑、145万盾，以及大量捐献物资（以上财产损失数多为历年累计及不完全统计）”。这是迄今为止有关方面较为系统的研究和估算。笔者据有关数据推算，太平洋战争期间，东南亚华侨人口伤亡约39.7292万人、财产损失超过18.992 847 608亿元美金。可见，东南亚华侨人口伤亡人数与财产损失占世界华侨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的绝大部分，其中人口伤亡占95%，财产损失超过86%。

战争创伤是历史记忆研究的“探讨焦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战争记忆是抗日战争研究的主要内容。东南亚华侨经历的战争创伤当为战争受害者研究的组成部分。一般情况下，侨批信纸小、承载信息有限，有关内容往往只是片言只语，十分零散。太平洋战争侨批也存在这种情况，但一部分描述战争经历与战争体验的信件保存较多信息，包括日军登陆时及日据期间华侨所遭受的苦难、生命财产损失、所见到的华侨惨状等。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为考察大战期间东南亚华侨人口伤亡、财产损失提供了新线索，同时提供了一个由内而外的视角，显示大战期间华人离散群体的战争体验、心灵创伤，从而揭示其战争创伤与记忆。

旅居菲律宾怡朗州的郑勋专在1945年11月3日写信给福建省晋江县永宁镇的姐姐郑祝治，此信信息量很大，十分详细地叙述日军登陆怡朗后的大屠杀、郑勋专与其岳父两家在战争期间逃生的痛苦经历等，为学界了解怡朗华侨的战争体验和记忆提供了重要线索。1942年4月10日，郑勋专的住所、岳父的店与其他怡朗华侨的财产被一些菲律宾土人洗劫一空，幸好他提前两天进山，躲过日军登陆时在怡朗的劫杀，免于一死。他与岳父两家躲避山顶，“株守坐食”五六个月。后来菲律宾抗日游击队也到山顶，使他们的生计更为困难，不得已以“造花生糖以及卷纸烟”度日。然而他们还是遭遇日军持续两周的大屠杀：“日寇大举兽性，举行大屠杀，于弟前居之社杀起，逢人便杀，逢厝便烧。朗肴蔗园乃华侨之业产，被杀华侨男童女幼八十四人。……此次进行大屠杀将及两星期之久，华侨被杀者百念余人，菲人被杀者三十六千人以上。”“幸天老爷庇佑”幸存一命的他，回忆起来认为“情形甚是可惨，不可言状”。为了逃命，他与岳父转移到大山林度生，在那“大山林之中，居住朝不见日，夜间草蚊甚多”，过着如“人间之地狱”般的生活。然而，由于他们与抗日游击队过往甚密被人举报，待在大山林不安全。郑勋专计划与岳父、内弟等逃避他处。不幸的是，岳父、内弟等九人在避难途中被日寇杀害，其中包括一个六岁幼女，使他“甚是怨惜”与“痛心”。幸好郑勋专因到马尼拉而未跟从，保得一家平安。

郑勋专在信中控诉1942年日军登陆怡朗时华侨财产的损失、日军持续两周的大屠杀，并详细记述郑家和岳父两家人等在日据时期遭受的惨重损失与惊恐万分的避难经历，中间夹杂着他们在菲律宾政府反华之下与土著的冲突、与菲律宾抗日游击队的交往，以及逃亡途中得到其他华侨的帮助。此信与其他书信一道，充分展示了华人离散者异于国内民众的战争记忆内容。

1945年3月，美军光复马尼拉。6月18日，自称在战争中“托福平安”的汽油商人、福建华侨庄材鳅在马尼拉与晋江邮路未通之时，“特托”返国参加国民政府中央会议的国民党驻菲律宾支部书记长柯俊智乘机回国之便，将信件由重庆转寄给晋江县青阳乡的大嫂和三嫂，信件没有附款。此信显示，菲律宾马尼拉华侨在日军攻占及占领期间，被屠杀、镇压，财产损失非常严重。庄材鳅指出，1942年初日军登陆马尼拉时“全侨被其残杀不可胜数”，马尼拉市“中等以上商人大多”被指为“抗日分子”而被“任意拘捕，用尽种种非人道之毒刑毒打，而致死于非命者亦不知几许矣”。1945年日军败退时放火焚烧马尼拉市，“将全岷市放火烧毁十之六七仙。凡本油厂亦已被焚怠尽。现在岷市所有保存者，只有仙道其尼街及菜市口附近一带而已，其余如洲仔岸、后街仔、大桥头、王城内、巴阁暨其他一切均被全部烧毁净尽”。华侨“被其惨杀生命数以万计”，直到他写信时仍无法统计。

马尼拉华侨苏警予“少有文才，兼擅诗歌和书法，是民国时期的厦门文化名人”。苏警予早年参加同盟会，先后在厦门同文书院、励志女校任教，1930年后兼任《思明日报》《江声报》《厦声商报》等主笔。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菲律宾华侨抗敌后援会主席李清泉请苏警予到马尼拉担任后援会秘书一职,苏警予因战火而滞留马尼拉。1945年10月他写给厦门家人的书信与庄材鳅的信件互相印证，为大战期间马尼拉华侨的战争损失与战争记忆提供了更详细的内容，也从侧面反映了马尼拉华侨在战争中自救的一些情况。

根据信件可知，战时苏警予刚好避住于庄材鳅的庄万益有限公司附近，亲身经历1944年9月至12月间、1945年初美日激战时的惨烈及1945年2月4—5日日军败退马尼拉市时“作有计划的放火焚烧”的可怕情形。苏警予身处这些激战、轰炸及火海之中，多次受到死亡的威胁，可谓危险万分。他在心理上虽然能做到置生死为身外之事，但仍受到很大冲击。他在信中详细地向家人描述亲身经历的战争与看到的华侨伤亡情况，形容之为“伤心惨目”“殊甚可怕”，所幸的是他历经战难而存生。

……日军于本年二月四五两日败退岷市时，作有计划的放火焚烧……故全市市区，被毁达三分之二以上，所有大建筑物，均付之一炬，精华尽去，顿成废墟，一时火焰冲天，爆炸声如雷声，全市尽成火海，伤心惨目，有如是耶。我所住的楼屋，在仙尼庵叻区，该区日本向无军事设备，又兼居住的华侨特多，火势焚烧迫近时，所有壮丁均动员出来，一时达数万人，极力扑灭，故该区赖以安全者，人力合作之功最大。

至于日寇屠杀人民，市区中较少，唯王城内，及百阁、巴两、因米沓一带地方最为惨酷，亦笔难尽言。   

追忆去年九月廿二目，美国飞机第二次空袭岷市，就在我所住的楼屋过港距离不上七丈宽(即范伦那街近仅那洛大楼对面，酒厂之后，庄万益楼房隔壁一日本海军仓库)。掷下一炸弹，我的楼屋大为震动，……同时在洲仔岸院地方，亦投数弹，烧毁该院及附近因树叻烟厂、警察局全部以及后街仔尾楼屋多座，死伤多人，殊甚可怕。

又十二月间美飞机空袭岷市时，被日本高射炮击中一架，机身着火，飞行员急将炸弹卸下，……这颗炸弹，离我所住的楼屋亦是很近，飞机适由屋顶掠过，实险得很；又美机每次来袭泊在码头的船只时，在日本高射炮密集处投下炸弹，日本高射炮时常不在天空爆发(炸)，而在落下民居时才爆发(炸)的，附近的仙道其厘示道街、仙彬难洛街、亚顺商街、雪文街、菜市口等地的居民，死于无情炮弹者甚众。又当美军解放岷市后，日军又据守王城内抵抗，美军在宜里示八及三巴落等处，双方炮击，达二十余日，势甚猛烈，我住的楼屋，为双方炮弹必经之地，故炮弹在我们头上屋上，日夜飞行，时常发生炮弹落下，故附近之人，被炸死者甚多……这种危险，亦是笔难尽言，我和琦儿在此浩劫当中，以死生有命，绝不逃避，结果得天庇宥(佑)，脱离一切苦难，而获平安，亦大幸也。

苏警予是文化人，多次接近死神的他尽管对战争的描述读来惊心动魄，仍然认为“笔难尽言”。可见书信所反映的华侨战争体验与记忆，取决于写信人的文化程度与表达能力，但难以描绘完全。因此，不管书信长度、详略、内容如何，每一封有关的书信都从不同离散者个体的角度展示华侨战争亲历者的体验与记忆，具有独特的价值。

以上几位菲律宾华侨的书信详细描述了1942年初日军攻入菲律宾、1944年日美对抗及1945年日军撤退马尼拉期间，华侨被大量残杀的惨状、严重的财产损失，以及战争期间寄信人自己、亲友及其他华侨等遭受的人身迫害、生命财产损失与痛苦感受等。这些资料深刻反映了战争给华侨造成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灾难与挫折。值得指出的是，三位战争亲历者彼此互不相识。然而战争一结束，他们就不约而同地向中国亲眷诉说战争给他们造成的巨大伤害、损失及所经历的心灵创伤，从侧面证明侨批资料的可信度。

菲律宾华侨的遭遇并非独有，在其他日占区，华人也遭受着日军的屠杀，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深受创伤。例如，战争结束后印尼坤甸华侨吴道善立即写信给广东省揭阳县曲溪旧路的母亲，由于荷属政府没有定下汇率，“不得寄批”，信件托“妥友”乘帆船到新加坡寄出，他一连写了四五封家书，希望母亲能收到。在其中一封中，他向母亲诉说大战期间弟弟被日军杀害的事实，悲痛不已。他也告诉母亲坤甸华侨的悲惨遭遇与他担惊受怕的日据生活。

……痛念泳弟去年八月二十七日早，被倭奴俘虏丧命。每一思及，满眶泪水，痛切肝腑。……去年八月间，坤甸以下各坡被拿华人许多，儿当时势属危险，谁不惊心动魄，铁蹄下之人民任从拘禁处死。倭鬼手段毒辣，每欲拿华人，都逢节日多次进行，此二三年，华人被处死有二千余人之度，完全是大小商界及知识界……当时连接被拿之人，众人家属……满望释放……倭子投降……而华人家属向联军要求释放华人，拘禁四处找寻，无一人存在。呜呼！哀哉！倭奴太无人道……

新加坡华侨林展开在1945年10月7日寄给广东省潮安县南桂乡樟厝洲村妻子妙椒的侨批反映了他在战争中处于危险境地，使和他同处的岳母“受惊不少”。他回忆1941年底至1942年初新加坡失陷及日军占领后“屠杀奸淫劫夺，种种毒刑，无不为之”的暴行，估计有十几万市民被杀害，未被杀害的“则受其束缚，不能自由行动”。他认为，日军对新加坡的暴行，是“件件惨状，不能尽谈”，字里行间可见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深切痛恨。

以上侨批从个体华侨的角度揭示了战争期间许多华侨财产毁之一旦，在战争中经历了各种惊吓、痛苦，许多人甚至丧失生命、家破人亡的残酷事实。可以说，太平洋战争侨批是战后个体华侨对战时经历的回忆与记录，相对于官方档案和材料，这种战争亲历者的描述印证、丰富、详实化大战期间日本在东南亚的残暴举动、华侨遭受之打击及身心创伤。这些民间文献资料可以与口述历史访谈、官方资料等其他有关资料互为佐证，一同揭示东南亚华侨战争幸存者悲惨、恐惧、痛苦与紧张的战争经历与心理状况，深刻地反映太平洋战争给华人离散群体带来的严重后果。

三、侨批揭示华侨对战争的应对及情感体验

亲历太平洋战争的不幸遭遇很大程度上重塑华人离散群体的生存状况、心理与情感，如何应对战争带来的影响成为每个个体面临的重要问题，特别是涉及他们与中国侨眷的关系时。同样是与中国亲属的联系与情感沟通，太平洋战争侨批内容集中于这些新内容：他们告诉久无联系的家人、亲友自身存活的信息，回忆战时经历，抒发情感，分享海外亲友及其他华侨的战时经历，探听久无音讯的家乡亲人的情况等。通过这些侨批，华侨向侨眷报告近况特别是在战争中存活的消息，解释大战几年间久无通讯寄款的原因，表达对几年内失去音讯的家人亲友的思念与牵挂，以及恢复与中国家人、亲友的关系，等等。这些内容反映了战争亲历者对战争遭遇的应对与适应，进一步揭示其战争记忆。

太平洋战争侨批深刻反映华侨对中国家人、亲友强烈的思念与牵挂之情。黄清海、沈建华在其编著的《抗战家书》中，多次提到华侨在此类侨批里表达的对祖国与家人的眷念情怀，故张丁称“侨批书写华侨抗战心灵史”。这些“对祖国与家人的眷念情怀”在其他时期的侨批中处处可见。太平洋战争侨批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在华侨与侨眷被战火隔绝多年后首次通信。因此，这些书信表达出更为强烈而深沉的情感。

这些情感强烈、深沉甚至凄厉的侨批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庆幸劫后余生；二是表现出对家人、亲友强烈的思念与牵挂；三是反映华侨在日军暴力之下痛苦、压抑甚至生不如死的情感体验及其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四是表达对战后困境重重的忧虑，或无法如以往以侨汇支持中国亲人的无奈，等等。

战争一结束，在严酷战争中存活下来的华侨纷纷写信探问亲人消息，希望与失散多年的中国家人、亲友重新建立联系。例如，上文提到的马尼拉华侨庄材鳅在1945年3月邮路尚未通达之前，利用侨领返国之机托付给大嫂、三嫂的信表达他渴望获知中国亲人消息的迫切心情。庄材鳅在信的开头写道：“自菲岛被日寇侵陷三年以上，无法通信息，心甚念念遥想。”他在信中描述马尼拉华侨遭受的生命财产损失之后，又把旅马尼拉的青阳乡籍的亲人、乡亲的安全状况告诉嫂子，以尽快让音信断绝几年的家乡父老放心，体现了他热爱家乡的情怀，也呈现他的战争记忆：“此次不幸中之大幸，全青阳侨居此间大多数均在菜市口一带之附近，不然对于人事损失当再一番之痛苦，全乡死亡人数在三十左右人，而三光天只之污目之子丕传于日寇初侵犯岷市时被寇机炸死，其余均保平安，亦云幸矣。……杰头、杰梨、杰梯各兄弟及弟之眷属均托福平安，祈免为介。”

战后马来亚与中国还没通邮之时，马来亚吉礁属竹城埠华侨叶永誉就给广东省台山县的双亲写信。由于近四年没有音信，他“系念过殷，句不成张”。然而，他并没有收到回批。不久，他从报纸得知政府允许华侨汇款回国，只是汇率还没定，于是他再次写信给双亲并寄回两千元国币，他迫切希望得到家中大小平安的消息，写道：“庇维天佑家中大小均安，致以为愿，俾得复见慈颜以酬未侍之罪为祝。”担心家庭有变故，第二封书信不再直接寄给父母，而是由台山县城的舅父转交，信中还特别写明他的通讯地址。马来亚森美兰芙蓉坡沈佳瑞了解到中马（来亚）邮局即将恢复通邮后，马上草书一封给福建省诏安县的弟弟，并于1945年9月21日写信给 “细叔父”报平安，他庆幸战争全面结束，和平到来，寄去对家中老小的牵挂和问候，然而没有汇款。

好久没有信候你，已经过了三年多，在这长期过着困苦的生活中无时无地不怀念你。现在战事幸全面结束，尤其马来亚是我们理想中的和平解决，振可谓幸极矣。昨日闻邮局即将恢复，我在忙中就草信给弟弟尤三，谅可同时收到。祖母及家母、叔婶等想必健康胜常，家中诸事谅亦顺遂，为祝为慰。……余叔不尽款陈，望接信后速赐函达知为盼……

1945年9月9日，菲律宾华侨妇女素花给居住福建省南安县的母亲写信，信中询问“家中平安否”，特别交代母亲接到信后“速”回音。10月10日马尼拉华侨詹延团给福建省晋江县的妻子陈美清写信，信的开头写道：“不通音信瞬经四载，每忆家乡无不神驰左右也。”詹延团在信中报告自己平安的消息，并要求妻子回批告诉他：“家中大小安否？姑母、姨母现尚康健否？”类似的内容与心情是战后第一批侨批的主要内容之一，深情地表达了经历战火分割两地、音信不通之后华侨对家人和家乡的牵挂、思念和渴望得到音讯的心情。

与沈佳瑞一样，许多华侨在书信中表达劫后余生的庆幸之情。新加坡华侨林展开十分庆幸自己在残酷的战争中存活下来。在给广东潮安的祖父、父母的信中写道，他“靠天公庇佑，百神救护，才得了一命存生”。1945年9月21日，另一位新加坡华侨吴镜明在寄给广东潮安妻子林氏的信中写道：“忆自信息不通，忽经数载。……幸得今以[已]世界和平，实堪可贺。” 1946年4月10日，在菲律宾的许宗锦、许宗铨寄给福建晋江的“五叔大人”许桂芬的信，开头就写道：“兹四载有余……自日美战事开始以后，沦陷期间吾等尝尽恐怖艰辛，纸叶难宣，今已克复，吾人幸而脱险生存，复能通书信，此诚梦想不到，实为吾人之大幸也。”

 黄清海指出：“二战后，许多华侨得知战争时期家乡遭受的巨大灾难后，迫切要寄侨批救济亲友。这在战后的侨批中常有出现。”笔者以为，在外赚钱养家的华侨男儿们惦记的是家中父母妻儿等的生计问题，这种关切是太平洋战争侨批的共同内容。同时，这些信件也反映了他们久未寄款养家的不安。马来亚华侨叶永誉在给广东省台山县父母的信中解释他多年没有音信和寄款的原因。战争期间，他虽然了解家中缺粮，但由于无法通邮不能提供任何援助，使他“痛心疾首”，希望通过书信的解释得到父母的谅解：“未奉函候经将四年，只以寇倭野心南侵，遂致邮通便隔。国内粮食昂贵，每思怀念，实堪痛心疾首。家国之情，无时或已。而儿总处于占领铁蹄之下，幸籍粗体如恒。” 1945年10月7日林展开寄给妻子的侨批，除了报告平安之外，表达了几年联系中断“甚为挂念”的心情。他非常担心侨汇断绝期间家庭的生计，写道：“此次克被倭奴所害，致无消息来往，不能寄银到家，但不知俺家中日食岂稍有否？”一些华侨竭尽全力，在自身困难的情况下，依然汇款给家乡亲人。广东梅县籍华侨杨露义离开家乡到马来亚谋生二十几年，从未返乡。他在1945年11月17日写给在梅县的侄子杨颖贤的信写道：“现在外洋衣食艰难，百样极贵，船只通行亦甚辛苦。二叔在外面仍是做木工作，亦有二子，娶妻蔡氏。”可见战后世道艰难，杨露义负有养家糊口的重担。然而，战争一结束，他马上把因战争阻隔未能寄出的、供家乡兄嫂还债的钱连续寄出三批，包括“由松口水客李柏男带银325元……家乡丙村圩保元堂转交四年之前汇寄的银20元和县城张家围萼秋水客带回银200元”，“全部由家嫂用于归还积累的家内债务等”。

然而，由于战后邮路、侨批业务尚待恢复或者侨眷发生变故等，一些华侨寄出批信后没能及时收到回批，使人焦虑、担忧。1946年11月19日，新加坡华侨林思曾通过华侨银行给广东汕头祖母寄一封侨批，附有国币一万元，但是几个月后还没有收到回批。他很着急，于1946年3月18日“侨汇开放之第一日”又寄出一封侨批，附上国币一万元，以“暂济眉睫之急”。他承诺“此后稍有所得，自当厚寄”。印尼峇眼华侨吴良枰、吴玉钳接连续两封给母亲的家书都没有回音，真是焦虑。于是他们在1946年5月5日又写了另一封信，希望得到家人的消息。

在侨批中，华侨纷纷在信中向亲人诉说战时生活的艰困，进一步揭示华侨个体在战争期间所受困难的普遍性及对战争的苦难记忆。如菲律宾华侨素花告诉母亲自己在战争期间“避难山间，辛苦难以尽述”。吴镜明在寄给广东潮安妻子林氏的侨批中，诉说日据时期生活艰苦的程度无法用言语形容，他写道：“苛刻残暴铁蹄之下，度日苦不胜言。”同样地，沈佳瑞在信中写道：“数年来饱受战争的困苦，非笔墨所能形容也。”上文提到的苏警予在信中详细向家人描述战时物价高涨、生活困苦的情形：“在日本占领时代，生活一天一天的困难，物价亦随之而高涨，其中以食物最贵，米每袋起至二万余元，猪肉每支罗二千余元，豆菜每支罗四百元，其他可想而知，三年之痛苦，亦笔难尽言。”

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显示的，大战期间日军的残忍、华侨悲惨的经历与生命财产损失、面临的心理考验、遭受的心灵创伤等，成为侨批的主要内容和情感表达之一。如郑勋专表达的“惊慌”“心惊胆跳” “怨惜”“痛心”等。这些情感表达虽然只是简短几个字，但字眼沉重、感情凝练，体现出华侨深受迫害与损失的极大痛苦与深深的无奈。庄材鳅因战前参与支持祖国抗战事业，“（以）抗敌会职员之罪而被拘禁”约两个月，深受折磨、痛苦万分。他写道：“其间之痛苦又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也。”不仅如此，他一生经营的公司财产被日军掠夺，损失达菲币数百余万元，使得他痛心到无以表达的地步。他写道：“所有货物财产均被标封认为敌产。为数菲币达在百余万元，一生经营，遭此惨结（劫），夫复何言。”与郑勋专、庄材鳅等人一样，许多战争亲历者在信中表达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之情。1947年1月31日，在菲律宾怡朗的华侨许明英寄给福建晋江 “五叔大人”许桂芬，报告她家的财产损失和近况。许明英的丈夫数十年来所创下的木厂、鞋店等产业，全部被烧毁，她“伤心至极”。

战争期间交通断绝持续多年，华侨无法寄侨汇养家糊口，使他们十分愧疚。愧疚之余，他们对日本侵略者更加痛恨。林思曾把音信断绝无法寄汇归咎为“恨日敌之所害也”。林家断汇期间，两位姑母常来接济，帮助林家渡过难关，因此他对姑母非常感激。1946年3月18日“当地政府宣布侨汇开放后”，他于当“夜十一时”写信给祖母：“自日寇南侵，航运中断，不能一通尺素，以致负此大罪，孙知之，亦恨日敌之所害也。万望诸姑母知我谅我是幸。”新加坡华侨林展开在1945年10月7日寄给妻子的侨批提到，战争期间中使用的“日本军纸币现已完全无用，成为废物”，使他“甚为痛念”。战争期间家庭与个人所遭受的种种痛苦和损失，对于林展开而言，是 “被倭奴所害”的结果。也有一些华侨把日本投降、战争结束喻为“重见天日”。

华侨经济在大战期间大受打击，许多华侨产业、生意等化为乌有，生活困苦，因此战后许多华侨无法如常寄出侨汇。这些书信往往提到无法寄钱的原因，集中反映了二战结束后受尽日寇剥夺的东南亚华侨的经济状况与他们无法接济亲人的无奈心情。1945年11月6日，沙捞越华侨沈炎钦寄信给广东省汕头市骊塘乡舅舅曾楚泉，信中对大战感慨不已，称“年来惨战祸及世界，而星移物变，人事均非”。沈炎钦告诉舅舅沙捞越全市生意因战争被迫停盘，父亲也于前年去世。战后处于“千艰之际”的他，没有如常寄上些许侨汇。林展开在给潮安家人的信中直接记录战后生活艰辛的状况：“现当地日本军票已受英国军官宣布不能通用，对于各族人民受甚［其］影响甚大，有如初生出世小孩，一无所有，至于破产者比比也。……男现在星仅有日食，并栖身之所耳，毋须介焉。” 1946年3月30日，马来亚李焕愉寄信给福建省德化县胞妹陈科婶，表达“多年音信断绝”，十分想念的心情。李焕愉告诉妹妹绝大部分华侨在战争中破产的惨状，他从“报章所载”了解到“祖国”民生问题，却无力接济妹妹，十分无奈：“马来亚为着日票作废，且受日寇统治三年余，我侨破产十有八九，明知我妹妹经济恐惶，对于接济方面仅有心而无力可行。”上文提到的台山籍华侨叶永誉在信中告诉父母马来亚华侨的悲惨遭遇：“马来亚所属下之侨胞，遭被害者实多”，所幸他村里的人大多无恙。然而，战争的破坏很大，战后“各业未复以前状态”，失业者很多，他从事的打银业大受影响，因此，虽然“明知家中困逼，但亦无以为计”。

一些华侨则是在收到中国亲友的书信后才给家乡来批。印尼爪哇梅州籍华侨梁炯君在收到父母的书信后，于1945年11月26日写信给父母解释多年未联系的原因，并报告近况。梁炯君告诉父母，1942年3月日军进攻爪哇之后的三年半时间，“海陆交通断绝，信件又不能通行，加于倭奴淫威之下，言语行动都不能自由”。他还告诉父母，战争期间他结婚生子，身体平安。

一些华侨战后非常落魄，以至于战争结束一段时间后仍没有与家人联系。沙捞越福建华侨刘甫盈在战前按时给妻子寄信汇款，在20世纪30年代末每一月至少寄家书一封。当时他留在“夷邦”千辛万苦为家人谋利，期待赚到钱后回家团圆。然而，战争结束后，刘甫盈却迟迟未给家人来信，也未返乡。直到1946年8月1日刘甫盈的弟弟、在古晋的刘谋灿在战后首次通信中，家人才获悉刘甫盈平安的消息。刘谋灿在信中告诉刘甫盈的两个儿子，他们的父亲在战争期间搬到离古晋三十八里的西连，在那里以耕种稻田为生，战争结束后曾到刘谋灿处几次。同年10月2日，刘谋灿又给侄儿来信，信中揭示了刘甫盈战后拮据的生活。刘甫盈在山顶的“枋厝，因不谨慎，被火烧完。现在银根颇形拮据”。刘谋灿把侄儿的回批给哥哥看，刘甫盈读完只是默默不语。可见，战后刘甫盈生活非常困难，以致战争结束近一年仍然无音无信，看到了家人来信，他也许很有感触，但因为无钱可寄回家，他选择了沉默。

以上侨批显示，太平洋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东南亚华侨生活状况与情感的转变，同时也促使其书信内容、情感表达及书写风格的变化。就情感方面而言，相对于和平时期侨批表达的情感，战后侨批表达的情感有了新的变化。虽然华侨对家人、亲友的思念、牵挂等亲情情感内容与战前相仿，但这些战后情感产生于华侨与侨眷几年隔绝和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统治造成的生命威胁与生存艰难的情况下，显得更加深沉、深情或凄厉。同时，战后华侨在书信中表达出来的在战争中存活下来的庆幸、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面对战后困境的无奈等心情与情感，都是华侨经历太平洋战争后而产生的“新”情感。可见，太平洋战争重新塑造了东南亚华侨的情感。实际上，在海外华人研究领域，海外华人的情感长期不被重视与挖掘。因而，上述情感的表露弥显珍贵。

伊彦·普兰普尔指出：“情感表达从来都不是单纯地描述个人的内心体验，必须把它和外部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理解。”如何表达情感，为什么表达以及何时、何地、向谁表达情感等问题，是情感史研究关注的问题。太平洋战争侨批中，许多战争亲历者选择在战后能够与家乡通信时，立即与中国家人、亲友联系，诉说痛苦的战争经历或损失，表达战争期间经历的恐惧、痛苦、伤心、压抑、担忧等，诉说他们对亲人的思念、牵挂、担忧、无奈、愧疚等情感，并在信中说明战后困境等信息，反映了在当时许多东南亚华侨心中，中国家人、亲友仍然是他们第一时间联系的人群，他们属于同一个情感共同体。显然，大战使华侨与中国侨眷处于断联状态，战后华侨又处于困难境地，但这些因素未能改变华侨对中国“家”的传统观念与认同，也没有改变华侨通过寄侨批（侨汇）与中国家人沟通情感、保持联系的传统的跨国联系方式。因此，太平洋战争没有改变华侨与中国侨眷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及其与中国故土的情感联结。然而，与此同时，华侨也在信中屡屡提到他们经历的战争损失、生命危险或战后困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们为何在战争期间、甚至战后没有汇钱的原因，并且希望亲人能原谅他们。这说明太平洋战争其实已经对华侨与中国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战争严重破坏了华侨经济，使华侨对中国侨眷的经济支持与日常联系变得困难起来。没有了华侨经济的支持，华侨与中国的联系将无法常态化或持续发展。侨批从个体角度反映了太平洋战争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华侨与中国的关系。

四、结语：侨批保存华人离散群体的战争记忆

综上所述，太平洋战争侨批中，作为战争亲历者、受害者、幸存者的华人离散者通过一封封侨批揭示他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命运转变，透露了他们在战争期间所处的危险境地、所遭受的极大痛苦、战时惨痛损失、惊险的逃生经历、艰难的日据生活、对日寇的痛恨，以及对家人深深的眷念和牵挂等情感。由此，太平洋战争侨批保存了华人离散者对太平洋战争的记叙、解读及情感表达，体现了国际大事件对跨界个体生命的深刻影响及个体的适应，反映了大战对东南亚华侨的生命、财产、心理、家庭及其与中国的关系等方面的重要影响，从而揭示了大战期间东南亚华侨的多样的、珍贵的、个体的战争记忆。可见，侨批为了解太平洋战争期间华人离散群体的战争记忆提供了新资料与新视角。同时，侨批揭示华人离散群体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与战争结束后的生存与精神状态，反映了太平洋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东南亚华侨生活与情感的转变，促使跨国书信内容、情感表达及书写风格的变化。

王建朗指出：“对于一个事件的历史影响的细节探讨会大大丰富我们对于其历史意义的认识，反之，则会使我们的认识流于空泛。”正是在细节方面，太平洋战争侨批提供了华人离散者个体独特或共同的、带着感情色彩的战争经历、战争见闻、各种遭遇及所产生的各种情感，这些记录是东南亚华侨对太平洋战争的深刻记忆。作为太平洋战争的亲历者、受害者及幸存者，东南亚华侨的战争记忆既是华人离散群体，又是东南亚国家华族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侨批保存了他们的战争体验与鲜活、丰富、深刻的战争记忆，为学界进一步了解华人的战争记忆、华侨华人史等提供了丰富、翔实而独特的资料，揭示了丰富多元的信息与历史图像。

太平洋战争给广大华侨带来的灾难性打击，在困境中生存下来的经历与体验，是二战史、太平洋战争史及东南亚华侨史上不可抹灭的一页。战争期间，东南亚华侨与留守家眷、亲友都经历了战争的严酷考验。在彼此分离、联系中断的日子里，生存成为每个人必须面对的严酷现实。可以想象，更多华人离散群体与中国侨眷在战争期间的经历、思考、感受、情感等，有待进一步挖掘。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南洋研究》专栏，第107—119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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